根据相关学者的考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普遍认为，自从汤武开国之后国号称为商，传十九王，五迁之后至盘庚迁殷，商朝政权才开始称殷。但是从后来的研究结论来看，学者们发现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汤武革命

契在治水成功被封于商地之后，传十四世至汤，汤因为觉得自己“吾甚武，号曰武王”而称为汤武，商汤伐夏的战争因此在历史上称为“汤武革命”。随着汤武革命的成功，商汤继夏桀之后成为天子，这时商汤做天子之前的封号“商”便已经不再使用，但也并没有废弃，而是将“商”作为供奉其祖先的宗庙所在地，其性质由封号变成了一个名为“大邑商”的地名。

至于商汤创建的国号，就是殷。因此在《史记》中的记载对盘庚之前的事迹均称殷，例如“殷复兴”“殷复衰”等。由此可见商朝最初创立时的国号的确不是“商”，而是“殷”。另外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对商朝历史所使用的篇目名称为《殷本纪》，而不是《商本纪》，由此可见商汤成为天子后使用的国号是“殷”。

除了儒家认为这是顺天应人的仁义之举以外，其余学派人物如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均在其著作中指责商汤和周武王的篡位行为。他们给汤武革命的定性是趁火打劫、以下犯上的叛乱行动。韩非曾在其著作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

但与此同时，一向与儒家势同水火的墨家却站出来说商汤的革命之举是受“天命”。在没有新的材料出现之前，有关汤武革命的历史性，笔者目前依然支持传统的研究观点。这一点既与我们所主要探讨的文明发展规律关系不大，但同时又关系莫大。

导致这种矛盾说法的原因是，汤武革命的事实和性质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并广泛接受，一个政权的灭亡往往也会导致支持这个政权兴起的文明面临消衰。尽管周朝初期的文明和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商朝文明的延续，但这两种具有明确分水岭的文明之间其延续性非常微弱。

按照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夏商周虽然是三个连续性的政权，但它们各自时代信仰背后的文明根基却具有显著的差别。文献中称为“夏尚忠，殷尚质（鬼），周尚文”（《诗广传·卷一》）。传统的学术研究观点认为，殷人的文明观念中认为鬼神管理着人世间的一切事物，因此他们处理任何事情都要向鬼神进行请示，请示的方法就是进行占卜。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甲骨文材料，很大程度上都是殷人占卜所用的资料遗存。关于占卜的历史文明意义，笔者在前章已经有过相关论述，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掌控自我命运的行为。

殷人占卜的具体方法是：将龟甲或兽骨削平，在其中一面钻孔但不将其钻透；然后将钻孔处放在火上灼烧，另外平整一面出现的裂纹称为“兆”，占卜者将需要卜问的事刻在兆的旁边，再根据兆来叙述鬼神的旨意。

当然，这种叙述具有很大的人为主观性色彩。日后所卜问事情的应验结果，也会刻在上面。所刻之字均以朱墨涂抹均匀。由于这些以甲骨文形式体现的文辞均为占卜所得，因此学术界又将其称为“卜辞”。

当时的占卜行为绝大多数都是在商代的王室和贵族成员之间进行，负责执行占卜的人也往往是朝廷的官员。至于具体占卜所问的事项，刻写卜辞的多少，甚至是否刻写卜辞也全凭商王的兴致而定，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考古研究者多次发现空白的甲骨出土。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以河南安阳小屯为商朝国都的商王有十二位，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卜问需求和兴致，现在遗留下来被我们所看到的卜辞内容也完全不同。例如有的商王卜问的事情非常琐碎，比如王后将会生男生女、王子生病的原因、自己的牙痛是哪位祖先降下的惩罚，以及上天能不能多下雨，等等。

我们可以据此猜测，卜问这些问题的商王一定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对许多细小的事情非常关心，恩爱妻子以及关心民间百姓的生活。而有的国王其关注重点则与这位商王完全不同，他们仅占卜关于祭祀、战争、狩猎、出巡、卜旬、卜夕的例行公事。其不苟言笑的严肃性格跃然于卜辞之间。

由于相关材料的匮乏和种种研究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参考文献中的记载和考古成果，对殷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工艺等方面做一番概略性的探寻。相比于夏代，殷代文明在政治中的最直观体现，在于王权的强大和王畿之地的管辖范围大面积扩大。

商朝王权

关于殷代的王权笔者在前章已有论述，其最具标志性的体现是由国王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数量相当庞大，已经不是任何单一诸侯所能匹敌的。研究者在相关的考古研究中发现，殷代王墓的遗物中竟然有上千位荷戈执干的殉葬武士。从这一殉葬制度推论，足可见商王生前所具有的权势何等强大，商朝文明的发达程度已经达到令人何等惊叹的境界。

在商王权力之下设置左、右、中三师由商王直接统领，这三支军队分别统领多少兵士研究者已经不得而知。但是研究者根据考古发现中商代墓葬的殉葬武士人数之多推测，认为直属于商王统领的军队人数一定不会少。也唯有绝对数量的军队归属于商王的直接统领，才能够保证王权对于各地诸侯的有效控制。

商代的军队之中，将士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锋利青铜武器如刀、剑、戈、矛等。当遇到战争时，由商王亲自征兵，人数从一千到三万不等，依据战争规模大小而确定。这种商王亲自征兵的行为在文献中称为“登人”或者“登众人”。

从商汤到纣王，商朝的国王均自称“余一人”，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后代君王自称“寡人”的历史来源。如果某人受到商王的任命负责处理某事，史官称其为“协王事”，商王自称“协朕事”，由此可见在商代王权之下的一切庶政都属于“王事”。

盘庚之前的商人族群处于经常性的大迁徙中，这种大迁徙具有深刻的时代影响因素。但是商朝王室和宗庙却不会随着商人族群共同迁徙，王室宗庙的所在地始终在契的始封地——商。这意味着历代商王对先人进行祭祀时，依然要回到商地。在甲骨卜辞中商地称为“大邑商”，文献中则称为“天邑商”。

商朝王权将王畿之地以外的土地划归为四方，称为东土、南土、西土、北土；每“方”之下设立若干诸侯，但实际上除了受到商王任命的诸侯外，此时依然存在少数自发成为诸侯的族群领袖。每方地中强大的诸侯称为“方伯”，即一方之最强者。

研究者指出，商朝政治体制下的诸侯制度分类与后代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划分完全不同。商代的伯是指一方土地上的最强者，侯是商王派到各个地方主持防务的官员。各等级的诸侯都对商王有听从其号令进行征伐、戍边、纳贡、服役等各种义务，但是由于商王对各地诸侯的控制并没有周朝时那样强大，所以商朝的诸侯也叛变无常。

因此在甲骨文中经常多见商王亲征，或者命令其他诸侯代替自己进行征讨的记载。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商代战争中的俘虏偶尔会成为祭祀用的牺牲品，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俘虏的主要用途依然是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负责耕种或者战争。在商代的中早期时代，奴隶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因此研究者认为将商代整体称为奴隶时代是有失偏颇的。

商代文明

根据对相关文献和甲骨文研究的结论显示，商代的奴隶人数并不多，大部分人口的社会身份属于具有个人自由的农工，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雇佣制或者合同制，双方都具有对对方人选进行重新选择的权力。当然是在一定条件制约的前提下，例如雇佣时间、完成任务量、个人能力及工作意愿，等等。

这一发现刷新了我们对商代文明的认识，从这一结论来看，被大多数人广泛接受的将商代整体上称为奴隶社会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律。笔者在前章中曾说，商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经商，并且缔造了伟大的商业文明，但对于深受农耕文明影响的各族群来说，即便是在商业文明主导之下的商人依然延续和发展了农耕文明。

从目前能够看到的相关材料来看，农业生产是商朝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商业文明和农耕文明在商朝文明的发展中是并行不悖的。当时的农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小米、高粱和麦子等，其主要用途除了食用之外就是酿酒，主要原因和商代文明中的尚酒之风密切相关。

从甲骨文和相关出土文物来看，商代人在衣食住行方面似乎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成熟性，例如甲骨文卜辞中记载与衣服有关的文字包括：衣、巾、裘、帛、蚕、丝、桑等；商代男子的服饰样式包括交领、右衽、短衣、短裙等。

商代女子已经开始在脸上涂抹化妆品，非常重视头发的装饰，在发梢或发中插有象牙梳和骨或者玉制的笄，甚至有的妇女头上插着几十根笄，头饰比头本身还要高，由此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其地位。商代男女的裙上都带有各种鸟兽形状的饰品，走起路来叮当作响。仅从商代衣饰礼仪来看，其中已经有许多地方和周朝礼仪极为相似甚至完全相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代礼仪系统性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商代的礼仪文明，甚至在很多地方是毫无改动的直接承袭。这一点从后来极为推崇周礼的孔子及其自称殷人的后代来看，可以得到相当的印证。笔者在前面曾说，周朝系统的礼乐制度并非周公的独创，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商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看法，再次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从饮食方面来看，这种“周承殷制”的特性再次有所集中体现。殷人的烹饪和饮食的用具以及盛装食物的餐具种类十分繁多，饮食文化也达到相当精致的程度。他们所使用的器物包括青铜器和陶器两大类，青铜器一般用于祭祀典礼，在殷人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少见。

有研究者，根据殷人以青铜器盛装饭食的行为特征，推测他们的日常饮食必然也是使用青铜器，而青铜器制品包含大量的重金属元素导致殷人长期处于汞等其他重金属中毒的状态，因此导致殷商时代盛行鬼神文化和嗜好饮酒等特性。

从目前发现的系列相关考古研究结论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商代人主要将青铜器用于祭祀典礼，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饮食器具绝大多数都是工艺考究的陶器。这些陶器上有刻画的饰文和图案，盛鱼的用具“豆”其形状类似高脚杯，研究者发现在其上绘有生动的鱼儿图案。

这些研究结论都说明商代文明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发达程度，不但早已摆脱了因饥而食的本能状态，甚至对周朝的礼乐文明具有相当重大的引领意义。从居住方面来看，一般殷人所居住的房屋仍然是半穴居。这是指没有很高社会地位的殷人而言，他们依然沿袭着与黄帝联盟时代几乎相同的居住方式。

所谓半穴居，是指在土地之下深挖出直径一丈有余、深度约两三米的圆坑，在上面铺盖茅草。至于殷代的王室贵族则完全不同，他们的宫室和宗庙完全修建在地面以上，面积广阔，规模宏大。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许多这类地基的遗址，至于其当年的建筑规模则只能依靠推测来还原了。

再从出行方面来看，产生于黄帝联盟时代的舟船在商代已经非常地常见，车是用牛、马来拖拽，有关研究者认为甚至殷人也会驱赶大象来拖拽车。商代的车在战争中已经广泛应用，在后来的西周和春秋时期车战甚至成了战争的主要方式。

商代兵车为半圆形，人从车的后方出入，一车由四匹马驱动，有时远征长达数月。可见马车和牛车从王亥时代诞生后，在数百年间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发展和应用程度。

最后从殷代的科学知识来看，根据甲骨文卜辞的记载可知，在天文历法方面，殷人已经观察到在恒星之外行星的运行，据此对年、月、日、时的记法都具有了一定的规律。殷代的历法，月分为大月和小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

每四年置一闰月，最初置闰月在当闰之年的最后，称为“十三月”；后来废除十三月，又置闰月在当闰之月的之后，重复月名，这一置法已经与今日相同。殷代的历法中每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这一历法的设立与现代科学在大体上相差无几，达到了十分精确的程度。

除了笔者以上所述五个方面之外，我们再从考古学视角对殷代文明的礼制做一番简析。研究者认为，从盘庚迁殷到商纣亡国的二百五十四年间，殷代礼制文明有四次大的波动，均为保守派和革新派的斗争。研究者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保守派当权，主张遵循传统，从盘庚迁殷以后的五代商王均支持保守派，最激烈者是武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