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胡亥登上皇帝之位之后，在赵高的操纵下，诛杀同胞与功臣，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导致了秦朝的短命而亡。
二世的所作所为，既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也受他回避性人格的影响。
“胡亥少习刻薄之教”
秦始皇子女众多，数量究竟是多少，史学界尚有争议。胡交是秦始皇的少子，王霄云、贺润坤考证胡亥上有17位兄长，均被他杀害，胡亥是秦始皇的第18子问。对于胡亥的年龄，《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两种记载，一说他21岁即位，一说他 12岁即位。
秦始皇13 岁即位，到了22 岁才开始亲政。胡亥即位后，没有看到其委政他人、不参与政事的记载，他即位的年龄当在21 岁，那么胡亥应该出生于秦始皇十六年(前231)，也就是统一前的十年胡亥出生及成长的年代，正是秦朝统一前后的关键时期。
秦始皇忙于国家大事，胡亥的其他兄长也可能参与了统一战争和国家事务。胡亥作为幼子，很少得到父亲的直接关怀，也很难与其他兄长嬉戏玩要，其产生孤独、自卑的心理难以避免。
心理学认为，排行有时会对性格造成很大影响，“老么不可避免地要在哥哥或姐姐的阴影下生存，受到哥哥或姐姐的影响，而且作父母的对老小常有放任自流的倾向。
这就造成排行最小者通常比较胆小、害羞，大部分是多秘善感型对别人不轻易相信。也不太会交朋友，比较清高。老么一且遇到困难和挫折会不知所措，有的爱对别人吹毛求疵”。
胡交接受教育的时候，秦已将国家的指导思想法家思想发展到“以更为师”、焚书坑儒的极端意在控制思想、专制文化。秦始皇为胡亥选择的老师是赵高，“赵高向胡亥所传授的，无疑是法家学说中最负面、最暴虐的内容啊。
贾谊指出：“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评也；固非贵礼让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博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割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速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如艾草誉然。
岂胡亥之性恶也?其所以集道之者非理故也。胡亥即位后。对法家学说情有独钟并发展到专制独裁、肆意享乐、随性杀戮的地，其所受的教育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
正如北魏正始年间曹周在上书中所说：“胡亥少习刻薄之教，长尊区父之业，不能改制易法，崇任兄弟，而乃师读申、商咨谋赵高，自幽深官，委政谗贼，身残望夷，求为黔首，岂可得哉!遂乃郡国离心，众庶溃叛。
胜、广倡之于前，刘、项毙之于后。指出胡亥性格的形成残忍行政以及国破身亡的悲惨下场，都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
回避性人格一般有下列特征：“因害怕批评不赞成或拒绝，回避需与人接触的职业活动不愿与人交往，除非肯定自已会被喜欢因为害怕害羞或嘲弄，限制建立亲密关系。在社交场合总想到会受到批评或拒绝。
同时担心情感不恰当在新的交际场合表现，抑制将自己看成是社交笨拙和无吸引力的人或不如别人。因为可能发窘特别不愿意个人冒险或从事任何新的活动。”胡亥身为少子，与其他兄长相比，历练、知识、能力、功业都难免处于下风。
再加上他木讷拙策，不善表达所谓“辩于心而说于口”，依靠政变登上皇位后时时担心阴谋败露，企图回避子盾，将政事交于赵高。以躲进后官享乐的方式来麻痹自己恐惧的神经。回避性人格特点，在胡亥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秦始皇病逝沙丘，赵高告诉胡亥，皇帝已经下诏书给长子扶苏，如果扶苏立为皇帝，胡亥将会因为无尺寸之功沁为平民百姓。胡支对此只是被动接受没有表现出异议。如果没有赵高的鼓动，依照胡亥的性格，他断然不会去主动改变现状。
政变成功，胡亥登上皇位。执政之初，他没有想过如何改变秦朝残暴苛刻的统治政策，扭转天下苦秦的被动局面，逆取顺守。争取民心，巩固统治，提高自己的威望。
他反而是被动地遵循秦始皇的各种统治政策，不敢稍有变动其所作所为一如秦始皇生前，巡行郡县，修筑阿房官，“用法益刻深”，对改变局面、解决问题，明显持回避态度。
胡亥即位初期。面对的局面十分复杂。他对此多有担心，“大臣不服，官更尚强，及诸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赵高也有同样的忧虑，在他看来，朝中大臣多为统一作出了贡献，功高权重，而自己官职低微，地位卑贱，大臣自然不服。
不如对他们大加杀戮，提拔亲近之人。因此，他建议二世以大换血的方式来树立权威：“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本来赵高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大臣。
而胡亥最担忧的却是自己的诸位兄长，他害怕沙丘政变的阴谋暴露，兄长们会对自已进行清算，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不仅杀害大臣，而且对自己的兄长姊妹也大开杀戒，导致宗室振忍。
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更持禄取容，黔首振恩”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为秦朝灭亡敲响了丧钟。
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铲除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并将反对的声音压制下去，但他内心的恐惧不安并没有诚轻。赵高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诱使胡交退居幕后，由自己操控权柄“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
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胡亥也认为自己年纪轻、历练少、经验不足，担心在众人面前露怯，想躲避起来。
胡亥的行为十分符合“回避性人格障碍患者不愿参加集体活动。他们认为自己社交笨拙，个人没有吸力，或者不如别人。由于可能发窘，他们尤其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冒险或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因为害怕批评。得不到赞同或被拒绝，他们常常回避明显需要与人接触的工作或学习”
赵高的建议，契合了胡亥的回避性人格，胡亥便乐得将政事交于赵高，自己避免因上朝与群臣打交道而产生畏惧和恐慌心理。正如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他在人群中撤了，只有躲在一边，他似乎才自在，才有安全感”。
胡亥对法家思想的终极思考法家学说诞生于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主张削弱贵族势力，加强君主集权，以适应列国并争的局面。商鞅变法，加强君主专制，尊崇法术，奖励耕战将秦国带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韩非主张法术势并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法家思想逐渐由“法律本位句“君主本位”发展。在韩非看来，民众、大臣甚至国家都是实现君主专制的工具，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
到秦始皇统治时期，将法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唯一思想，以法为教，以更为师，焚诗书而坑儒上，法家思想的负面效应逐渐被强化。胡亥出生时距离秦国统一六国仅有 10 年，此时法家学说已在秦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秦始皇为胡亥选定的老师是赵高，“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可以说胡亥几平没有接触过法家以外的学说，他不仅是法家学说的忠实学子，也是法家学说负面效应的终极思考者与实践者，法家思想深深影响了胡亥及其政治统治。
秦二世即位后，面对的多是在秦统一过程中为秦始皇出谋划策、屡立战功的功臣名将，这些人功高权重，二世感觉自己很难驾驭他们，他们也很难与自己同心同德。
他问赵高：“大臣不服，官更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赵高亦认为自己虽然得到了二世的器重，但群臣并不买账，“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
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他建议胡亥：“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
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在赵高的引导下，二世采取“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
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的措施，对大臣进行了屠杀和清洗。李斯上《督责书》后，更加坚定了二世胡亥“税民深者为名吏”“杀人众者为功臣””的做法，秦朝的政治愈加黑暗。
胡亥使他在个人纵欲享乐和对臣民严刑酷法的道路上走得毫无顾忌、理直气壮，直到把秦王朝带人灭亡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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